前一份在故宮的工作，在職期間的最後一檔展覽「攬勝—近現代實景山水畫展」尚未結束前，便忙碌搬遷前來總是霪雨霏霏的季陶樓，期間的緩衝不過一個月。時間如此急迫，是由於新學期即將開始，也因當初投遞教職時，未曾料到自己會雀屏中選。

不抱錄取的期待，出自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學術領域相當「open」，並無將職缺設限在藝術史學門。而劉宇珍之所以投遞，是恰逢自身有意離開故宮，也摻雜對於藝術史教育的擔憂，「會擔心靜華老師退休後，政大就沒有人再做藝術史了，」這份責任感，來自她學習歷程的收穫。

歷史學系科班出身的劉宇珍，難忘就讀於國立臺灣大學時的中國繪畫史課程，「（這門課）讓我看到，原來讀歷史還有這麼一個（藝術史）選擇」劉宇珍回憶。受課程指定閱讀Heinrich Wölfflin《藝術史的原則》傳達的世界觀打動，發覺畫作與時代間的可能共性，不但開拓劉宇珍看待歷史的方式，也成為她通往學術之路的啟蒙種籽，「如果這樣的種籽在政大斷掉，我會覺得非常可惜。」劉宇珍說。

 從辨識畫作出發 建立學生圖像資料庫

本學期劉宇珍分別開設「唐宋元繪畫史」及「美術與近代中國專題」課程，針對前者，劉宇珍企圖從原作辨識讓同學在腦中建立古代文物的資料庫。「我們總以為『看』是中立的，並不是！我們無時無刻不在判斷，判斷畫中之物究竟是什麼。」劉宇珍說。

劉宇珍比喻，初踏藝術史如同讀日文得先背誦五十音，差別只在一個是圖像，另個是文字，但皆可視為「陌生的語言」，需要建立基礎的「資料庫」。有了資料庫，才較有條件談論古畫是如何表現，這表現又有何歷史脈絡，進而連結至藝術史的相關理論與方法，如形式主義、圖像學、符號學等。

「有時我們可以發現，畫圖的人不見得完全是依照文本的意思去畫，把文字遮住，圖像自己會有另外一個意思跑出來，圖像也有自己說話的一個方式。」劉宇珍說明，部分歷史學家會將圖像視作插圖而不去重視，這可能成為研究上的誤區，因此圖像解讀能力對歷史學系學生來說，不失為論述與批判歷史事件的一大利器。

至於回歸一般人，基礎的辨識能力，能協助觀畫時做出正確的判斷，並看見原作真實的樣子，而不再是透過複雜媒介的一再轉譯，如文創商品、數位動畫等，令人總是見著了皮毛，卻不見真跡與內涵。

絢爛與真實 能否拉近距離？

真偽鑑定、文物的歷史序列等，固然為藝術史關注的焦點，不過跳回當下，劉宇珍更重視現代人如何看待原作。「我們看上的，到底是被轉譯過的東西，還是看中的是原作？」劉宇珍拋出數位轉化下文物失真的危機，也順勢點出國立故宮博物院在行銷上的限制。

隨著新科技及電子性消費文化日益蓬勃，藝術作品結合數位媒介遂成新興藝術門類，2003年起的數位藝術計畫便是一項重點文化政策，而故宮自然也跟上腳步，衍生出相關文物的數位展品，也活化宣傳手法，總以創意廣告文宣、文創產品登上媒體版面，但實際效益卻令人打上問號。

「我相信沒有人會只為了去約會勝地，或是顯示自己是一個文青而跑去故宮，最根本的應該是要被那些文物吸引，基本的欣賞能力是需要普及的！」劉宇珍觀察，故宮觀眾愈發窄化，年齡層也愈發上升，年輕人除卻校園參訪，鮮少自發前往故宮參觀，故宮雖想逆轉頹勢，卻難以觸及真正令人想進故宮的本質──想看文物、受文物所吸引。

較高明的數位結合作法，劉宇珍推薦大英博物館製作的數位山水影片（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britishmuseum/videos/10156035794244723/

），該片將山水畫的空間結構層層切割，透過鏡頭帶領非中國文化脈絡下成長的英國觀眾，進入山水的層巒疊嶂之中。故宮同有相似概念，如數位展區的《早春圖》，便能引領觀眾遨遊郭熙的筆墨之間。劉宇珍認為，此方式能高度保留原作樣貌，文物將不至於成為「玩物」。

至於鑑賞力的普及，就劉宇珍的角度來看，現下將比過去更有機會傳布。基於身分轉換為教職，相較過往更有機會接觸年輕族群，也較能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態，讓學生不再是「劉姥姥進大觀園」似的囫圇吞棗，而能先掌握基礎知識，始進入故宮參觀、學習，回校園後再進行反思工作，「我會帶他們怎麼欣賞文物，如果能夠接受的話，或許文物的未來還有希望」劉宇珍說。

 
故宮窄門條件苛 策展當中覓問題

鼓勵人們多走入故宮、具備基礎鑑賞力實屬難事，而在故宮研究部門工作更是難上加難。除專業知識壁壘，舉凡策展時的文物與議題結合，在在考驗策展人的理論運用及背景知識，又因為職位稀少，還得看職缺開放的時機，以及和故宮投不投緣，「故宮會希望來的人能苦幹實幹，所以應徵者的工作態度也是很重要的考量。」劉宇珍說。

而在故宮工作的好處，不外乎能從館藏文物以及日常策展中，挖掘可鑽研的新問題。劉宇珍遂陸續發表不少論文，也在去年以「郎世寧在二十世紀的畫壇與畫史效應」一題，榮獲科技部計畫補助。

該題出自2015年故宮90周年時的郎世寧特展，郎世寧為清代著名的義大利籍畫家，與著重象徵與意境的東方繪畫有所不同，他以獨特的中西合璧寫實畫風聞名，時至今日仍以《百駿圖》、《畫錦春圖》等作品為人喜愛或熟知。對此，劉宇珍反倒困惑，從1912年到2015年間，人們對於郎世寧畫作的看法有何異同及轉變，期待找出不同時代背景下，中國繪畫在寫實上的觀念演變。

藝術史研究的問題發想，不少命題與「理解」有關，可如上述就時代作為切點，也可像劉宇珍在英國牛津大學攻讀博士時，引用班雅明（Walter Benjamin）的複製理論，說明中國看待複製品的方式。對此，劉宇珍指出，藝術史本以歐洲藝術史所遭遇的問題為中心發展，然而，中國藝術史的研究者不需要因為這些議題原生自歐洲而排斥回應。相反的，回應這些議題也可以是種解構「歐洲中心說」的方式，甚而使之成為彼此溝通的立基點。「當我把班雅明理論引進來的時候，我們就有共同對話的平臺。」劉宇珍說。

 未來期待：開通識入宮策展

引用理論創造不同文化間的對話平臺，如同故宮的策展藉由各式主題讓人們認識文物。不過，故宮的策展方式與常見的文創園區展覽有所不同，少了些商業與藝術家氣息，多了點神秘感與排列組合。

「故宮策展有比較多需要照顧的面向，像要回應研究史，策展人也不是那麼像藝術家的存在。」劉宇珍解釋，由於故宮策展人總得面對同一批古物，且得思索主題框架以進行文物的陳列與鋪排，因此策展人並非主角，而是隱形的幕後人員。又有時文物需要「休息」，或是被其他檔展覽給「訂走」，便考驗策展人的古物對話能力。

在未來，劉宇珍特別想開設通識課程，並於當中融入故宮策展的訓練，一方面讓學生了解故宮展覽背後的運作模式，或許沒有一般展覽光鮮亮麗，卻是知識密集的勞動過程；另一方面，也讓同學進一步與文物對話，並學習於限制之中傳達其所關心的議題。

「你會不會被文物打動？故宮會不會吸引你繼續來觀展？會希望最後能夠開通識課，裡頭包含微策展的練習，直接讓大家去故宮挑幾件作品去表達一個概念。」
劉宇珍比手畫腳說道，眼神中閃爍實踐的期待。

  
劉宇珍在故宮期間策的最後一檔展覽，雖未能待到結束，    人們所見的藝術物，與原作隔著多少距離？是否有
卻也成上課題材。（照片來源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）               失真的可能？是劉宇珍關心所在。（攝影：曾新容）

在故宮才開始策展學習的劉宇珍，也想將策展經驗與同學
共享。（攝影：曾新容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