研究室中的書架上，堆疊內層及外層兩排書本，當中不乏中國宗教、考古及敦煌學的重要經典，斗室大的空間，承載的是楊明璋熱衷於敦煌學研究的重量。如同敦煌學緣起中，那被塵封多年，充滿經典的莫高窟洞穴。

楊明璋從事敦煌學研究的時間已超過廿五年，當初在中文系的課程滋養及教授鼓舞下，下定決心走上學術之路。他分享了段奇妙的巧合，自己唸博士班時某天整理家中個人物品，發現國小時期的剪報簿，仔細翻閱後赫然發現，當中所剪的報導主題，大多都和如今的研究相關，包含民俗儀式、考古文物等等，讓人有種莫名的感動及連結感，也讓他感性地說道：「很幸運的是可以循著年少的興趣，也許可稱之天賦吧，就這樣一路學習，然後變成自己的工作。 」

「研究是我的興趣，教學也是我的興趣，教學和研究可以結合起來，我覺得挺好的。」提起第二次獲得學術研究特優獎的感想，楊明璋表示。此外，他也回憶起第一次得獎時，心中是興奮及激動，如今則能以更悠然自在的態度面對，他強調：「這幾年臺灣敦煌學相對之下沒有那麼熱門，這方面的研究還能被看見，覺得挺好、挺高興，希望能讓更多人瞭解敦煌學、寫本的美好。」對他而言，如今重要的是敦煌學、寫本學研究的進展，其對於學術志業的沈浸及熱愛，也令這個獎項更加實至名歸。

探尋集體思維 發現在地連結

事實上，楊明璋並非一開始就對學術研究充滿熱情，剛進入政大中文系時，甚至還想過轉換跑道。當時，中文系大一必修課程大多為古典詩、文及經典的介紹，且講求創作能力，那時他認為自己不論在年紀或心性上，都難以掌握或企及傳統文人的典範及才華。直至大二開始修習文字學，討論事物的歷史發展脈絡，才讓他真正認識「讀到心坎裡」的滋味。

「當時大一主要接觸的是菁英們面對文學的態度，而大二真正看到族群、民族創造文字的思維，我覺得這個（思維）更廣一點。」楊明璋強調。對他而言，具有集體、通俗感的民俗文化，總能令他察覺到不同於典範的弦外之音，瞭解未在歷史留下顯赫聲名的文人或庶民，如何用不同的語言、方式展現內心感受，便是他一直以來的研究核心。

楊明璋說道，敦煌學是一門歷史的偶然被封閉，也是歷史的偶然被發現，幾重特殊因素所形成的學問。清光緒26年（1900），敦煌莫高窟的道士清理洞窟時，在當中一小石室發現數以萬計的古代的手寫文獻，除了佛經為主外，也包含部分儒家文獻，以及其他來自民間的文獻等。楊明璋提到：「我們現在看到的作品，不過就是歷史篩選後剩下的百分之幾而已，更多是消失在這個世界上，但因為敦煌的偶然，而被保存下来。」例如，當中便有唐朝邊塞詩人高適從未面世的作品，以及批評當時武則天執政的文本。而敦煌文獻被發現後，也由英國、法國、日本、俄羅斯等地的考古學家陸續運往海外，在世界各地發展出不同的研究重心。

隨著不斷探尋敦煌文獻的內容，楊明璋也逐漸發現其與現今臺灣宗教文化的相像之處。目前臺灣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敦煌文獻中，有篇五代十國時期的〈為二太子中元盂蘭薦福文〉，是中元時節父母親為往生孩子的祈福文。他表示，中元節本身為道教節日，而盂蘭盆節為佛教節日，顯示當時結合道教與佛教元素的民間習俗，不論是為往生者祈福的儀式，或是宗教上的交融，都與現今臺灣的習俗十分相像。他也補充，韓國、日本文化也均受古代中國文化影響，但兩者都成功發展出自我風格，他認為臺灣也能經由在地化轉換，發展出具有臺灣特色的獨特文化。

神異感通•化利有情 研究重心轉向宗教

楊明璋近期著作《神異感通•化利有情：敦煌高僧傳讚文獻研究》以敦煌文獻中的高僧傳記、讚頌文獻作為主要研究對象。「神異感通」意指宗教活動中的超自然力量，「化利有情」則為宗教中希望教化、利益眾生的良善特質，他認為這兩者是宗教傳讚文獻中的重要核心，而作者、講述者如何向通俗大眾傳遞宗教中的核心訊息，則為這項研究的重點之處。

各式文獻中便有許多故事強調高僧與神佛間的連結，將其神化，以便樹立更為堅實的信仰基礎。楊明璋以與觀音信仰有關的故事為例說道：南朝梁武帝時期有位和尚名叫寶誌，具有變臉的特殊能力，某次梁武帝請畫家張僧繇幫寶誌作畫，在作品即將完成之際，調皮的寶誌便快速變臉，使張僧繇又好氣又好笑。後來，民間便將寶誌的形象與具有十一種應化身的觀音連結，強調其不同的面貌能夠因應人們的各種狀況給予協助。借重寶誌的個人特質及故事，展現觀音信仰的多元和觀音的慈悲。

事實上，楊明璋過去研究以婚嫁儀式、講唱藝術等較生活化、文學性的主題為主，而近期開始將研究焦點轉向信仰，也使他有更多與自我對話的機會。他分享，之前由於認為自己年紀還沒到，沒辦法處理深奧的宗教問題，「但文學性作品的討論，越挖越深後就會牽涉到它的思想性，尤其是來自敦煌寫本的文本，更離不開宗教。」另一方面，自身經歷親人生老病死，也成為研究轉向的助力。他提到，幾年前父親突然離世，當時剛把研究重心轉至信仰、佛教，在研究過程中，也很大程度地撫慰當時的心理狀態，他誠懇地說：「佛教的內容曾經帶給我力量，因此想要為它做一點什麼事。」目前高僧主題告一段落，楊明璋正致力於鑽研「戒律」相關題目，探討佛教教義中嚴肅的戒律，是如何被通俗化，以便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。

從「認真」到「任真」敦煌學的餽贈

從二十五歲起決心踏上學術之路，如今已將近三十載，楊明璋超過一半的人生，均有敦煌學的陪伴。他坦言自己過去性子較急且易受干擾，但接觸敦煌學後，察覺自身內心的變化：「隨著不斷看著千年前一筆一畫的寫本，自己人生在追求某些東西時，好像也會放慢速度，也能比較快速切換。」尤其因應教學和研究並重的學術工作，相比過去總需要大量時間調適狀態，如今他已能更加自如地遊走兩者之間，心靈也更加沉靜。

除此之外，楊明璋也察覺自身在教學心態上的層次提升。過去他將學生當作自己的弟妹、親人般對待，因而較為在意課堂上學生的表現與反應，而現在他察覺即使認真、視學生為親人的心態不變，自己已能更自在看待課堂狀況，反而拉近與學生們的距離，有更好的互動，也更能理解「教學相長」的含義。

「我以前是個認真的人，那個認真是指全心全意地去做任何一件事情，但現在我更喜歡陶淵明的『任真』，順隨著自己的心意，不論是上天賦予自己的，或是自己真正喜歡的事物。」楊明璋平靜地說。打從年輕時，敦煌學不只帶給他豐碩的知識產出，也提點他更加成熟的處世哲學，這樣浪漫又深刻的人生境遇，或許也是種敦煌學與楊明璋間「神異感通•化利有情」的美麗傳說。

楊明璋的研究室中擺滿不同種類的敦煌宗教、文化書籍（攝影：許芷婕）


楊明璋與其三本學術專書（攝影：許芷婕）



長期研究敦煌學，楊明璋也逐漸發現人生觀的改變（攝影：許芷婕）